在一定时期尚无法大规模饲养生猪的情况下，目前最现实的政策并非一味鼓励大规模饲养，而是应该切实大力加强乡村卫生防疫体制建设。另外，如何互助融通资金、供给专业养殖者也是另一大瓶颈

　　现实社会中，生猪无时无刻不处于人们编织出来的各种制度和关系之网中，要识破近一年来猪肉价格整体高涨的谜底，我们就必须回到这张网里去。

　　今天不妨从一个小切口入手。

　　散养成本奥秘

　　经历了2006年猪肉价格大跌、蓝耳病和2007年的大涨价，一个声音在人们耳边越来越响：都是散养惹的祸！中国养猪业一定要大规模、大工业化！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“扶持”大中型养猪场，它们成了招商引资的新热点。

　　此言不错！君不见，目前全国生猪的70%源于散养农户的房前屋后，25%来自专业户，而其余5%出自大规模养猪场。掐指算来，农家分散养殖的弊端至少有三：其一，缺少规模效益，效率低，不具比较优势；其二，信息不灵，反应慢，盲目经营易造成市场的同步缩放，为价格起伏推波助澜；其三，不利于疫病防治。

　　于是，一些人设想，如果几年后八成生猪为大规模养殖场提供，那么不但疾病减少，养殖成本肯定大降，就是农民也可以花比现在更少的钱买到肉食，价格更趋稳定，政府宏观调控亦是便利多了。

　　不过暂且打住想象，必须反问一句：“规模”一定“经济”吗？农民会受益吗？价格起伏会更小吗？

　　过去大集体时代的生活希望人们还未忘记。如果养殖规模大一定经济，那么为什么在那些年代，一直把大多数的小牲畜饲养(如鸡、鸭、猪、羊等)都放在农户家里，而不是生产队或公社呢？为什么1959年经济形势严峻之时，毛泽东还批示说要恢复自留地和养猪呢？

　　再说近日。全国近年的农产品成本调查显示，对比生猪散养与规模养殖(包括大中小型规模养殖)的生产成本，散养确实要高于规模养殖(590元对528元)，其中每头猪的物资费用散养为463元，规模养殖为495元，但散养用工价值127元，规模养殖只有33元。虽然散养平均每头重量略高一点，但饲养时间明显长于规模养殖(184天对141天)，每头纯收益散养为34元，而规模养殖为50元。散养效率低似乎无可辩驳。

　　不过此种逻辑其实是对农村生活的不了解。首先，劳动力投入上，没有哪个散养农民会一家老小成天围着猪圈转，他们投入的是饭前饭后、家务之余的零散劳动，用句学术话语，这样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。而养殖专业户或养殖场内的劳动投入绝非如此，那是直接要求得到真金白银报酬的。换句话来说，上述每头生猪耗费的人工，虽然表面看散养者大大多于规模者，其实前者多不看重这些投入，未计入成本，其估算价值是“虚”的，而后者则相反。

　　其次，饲料投入为物资投入中的大头，但猪也有高低贵贱，规模饲养场内的猪吃精饲料当然高于农户散养。有调研说，散养1至5头猪的农户，饲料中购买的部分仅为22%，一般把这些购买的加上自家多余的粮食配成精饲料。更多的以多余的蔬菜叶子、植物秸秆、糠麸、饼糟等混成粗饲料，农家厨房饭桌的残留当然更是生猪的重要口粮。

　　问题就在这里！除了少量购买和粮食投入，大多散养者的猪饲料其实都来自生产生活的剩余物，它们弃之可惜，也污染环境，有点空闲的主妇当然拿来喂猪。所以，如果上述闲余时间上的劳动投入和闲余物资投入并不作价计入成本，那么，散养农户的纯收益将大大提高。

　　生活是最伟大的经济学教科书，很多人认为对养殖而言，规模经济总是存在，但这一命题本身就是针对其他因素不变时、增加规模后更多提高产量情形的描述。经济学家舒尔茨表示过，在传统农业中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。事实上，我们不应在大工业时代忘记市场的核心问题——分工。经济学家杨格在上世纪20年代就指出，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和专业化改进生产力的效果。我们分析肉价问题，也不能只见供需双方，而不见真实的经济社会组织制度(详见下次讨论)。